ASIN: B00NW62GT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9月26日)
出版日期:200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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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简体中文
内容简介：
描述 编辑推荐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本书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媒体推荐 前言美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于1966年，但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內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內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著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內容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呼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1849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 …… 后记 我认识魏斐德教授已有好几年了。他是美国研究中国明清史和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著述宏富。这本《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他的成名作。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介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代史开始成为自成主体的研究领域，费正清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代表。他们大多研究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上层人物。在制度史方面，由于理解中文资料的要求较高，萧公权、瞿同祖等华人学者贡献最大。从60年代起，有所谓第二代的中国史家。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基层、民问组织、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其特色是，当时一些较年轻的美国学者多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经由专题研究、地区研究而对社会史的动态作了深入探讨。刘广京教授认为，“从事此种研究最杰出的史家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魏斐德，其代表作就是这部《大门口的陌生人》。“他这部从社会史观点论外交史的书籍是独具一格的，很有启发性。”70年代后，美国又有第三代学者，以民众史、地方史、经济史为重点。他们同第一代差异较大，而与第二代一脉相承。所以，魏斐德这本书虽出版于30多年前，在了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仍然有其代表意义。 这本书研究的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官绅和人民的活动。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全书的主要线索和背景，但同时对在这样条件下的广东各社会集团的动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它通过三元里抗英运动、红巾军起义、广州人城问题、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与自广州撤退等重大事件，将当时的官府、绅士、农民、宗族、秘密结社、团练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变化编织于其中，展示出广东这一地区而是多年的社会动态。作者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而提出问题的。“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广东作为中外交往的地点，它的商馆、公行等，在西方早已被详尽地研究过，而本书“独具一格”的是，开拓和加深了历史的探索，见到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见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这就使本书具有了更加深入的内容，在美国史学界标志了一个新阶段。 国外研究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中国史学家的指导思想。本书的某些看法，中国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但是，我以为，作者这种观察历史的视野、角度和研究方法，的确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本书译稿经魏教授过目审阅，在史事、文字方面，也由他本人作了少量的校正和修改。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翻译都经验不足，目前的译文一定还有欠妥和错误之处，那自然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王小荷 2001年8月 序言 导言 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这一内战的损失超出了历史想象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们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中的主人公相似，而没有对这样的大屠杀表示太大的兴趣。诚然，太平天国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式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天国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岭。从纵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就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到底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仅仅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岁月中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去努力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变迁。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或是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才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则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既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段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区也成为可能。克莱夫在普拉西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世界”的欧洲化–的开始。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的人的遗蜕。 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治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性过程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天国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异于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士绅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士绅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正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士绅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我，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而不愿去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资源以证明他们超凡的合法性；这一资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叛乱者的公有财产制度及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士绅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反对太平天国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秀全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一致的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洛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公行、总督，在游记、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文摘 书摘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⑥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⑦伍崇曜①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②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③，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④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①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绅士布告1841年5月28日① 1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②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①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②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坍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③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④，“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⑤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①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② 八千斤未烧③，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④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 …… @作者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特工》《中华帝国的衰亡》《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目录 前言导言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二 广东的团练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五 我们与他们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七 进退两难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九 1849年的胜利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2 大门口的陌生人 十三收紧圈子 十四 红巾叛乱 十五 清洗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一1861) 十六广州被占 十七广东团练总局 十八抵抗运动 十九 离去附录 一 人口压力 二书院与社学 三“房地产危机” 四一些经济问题 五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六红巾叛乱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征引书目译后记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特工》《中华帝国的衰亡》《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目录 前言导言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二 广东的团练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五 我们与他们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七 进退两难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九 1849年的胜利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2 大门口的陌生人 十三收紧圈子 十四 红巾叛乱 十五 清洗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一1861) 十六广州被占 十七广东团练总局 十八抵抗运动 十九 离去附录 一 人口压力 二书院与社学 三“房地产危机” 四一些经济问题 五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六红巾叛乱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征引书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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