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N: B0118W9RA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2版 (2015年3月30日)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品牌:
语言:简体中文
内容简介：
描述 编辑推荐 《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带着一本描写“革命”的文学名著奔赴巴黎。在法兰西的城堡、广场、宫殿、教堂，博物馆里，咀嚼着文化的成果，品味着艺术的盛筵，倾听着历史的网声，感悟着前人在血与火中凝成的思想和智慧——作者林达干浓厚的法国历史文化氛围中，用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场景，丰富了对艺术、文化，对历史、社会，以及对“革命”的理解。 目录 Chapter1带一本书去巴黎 Chapter2奥斯曼和老巴黎 Chapter3塞纳河上西岱岛 Chapter4巴黎的教堂 Chapter5巴黎是法国的象征 Chapter6圣丹尼和他的头颅 Chapter7安布瓦斯的古堡 Chapter8卢瓦河的地牢和诗人维永 Chapter9在凡尔赛宫回看路易十四 Chapter10凡尔赛宫里的国会大厅 Chapter11塞纳河边的伏尔泰咖啡馆 Chapter12拉法耶特的故事 Chapter13巴士底狱还在吗？ Chapter14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 Chapter15寻找雅各宾俱乐部 Chapter16消失了的雅各宾 Chapter17协和广场上的卢克索方尖碑 Chapter18杜勒里宫和圣·谢荷曼教堂 Chapter19断头台的兴衰 Chapter20先贤祠走访伏尔泰 Chapter21卢梭手上的火把 Chapter22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文摘 版权页： Chapter1带一本书去巴黎 去巴黎。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可是，总有各种原因在那里阻挡行程。把它排入计划的契机终于在去年出现。从决定到今年年初上路，还有长达近半年的时间。原来以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可以好好做些准备。可是，永远有必须忙碌应付的事情。居然其中还包括被迫处理一场车子全毁的交通事故。 临行那天，还在忙些和法国绝对没有关系的事情。对我们，这已经是规律了，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可是，原来打算做的那些“准备”，就基本“泡汤”了。在被飞机起飞的时间表逼到非走不可的时候，我才匆匆在地球仪上找出巴黎的纬度，以确定应该往包里塞进什么季节的衣服。接着，在书架上抽出一本雨果的《九三年》，给行囊封了顶。 这本《九三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的，售价才人民币1.15元。粗粗的纸，所以就厚。开本小，封面是蛋清色的，隐隐透出素素浅浅的花纹，不仔细去看，几乎看不出来。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这个译本的第一版注明是在1957年的5月，但是第一次印刷，却是在1978年的4月。中间整整隔了二十一年。这中间的故事，我们只能猜测了。 也许，排完版，风云骤变，总编改了主意？也许，印出此书必要一环中的必要人物，命运乖舛，截断了出书的程序？也许，仅仅是因为大家被新的“革命运动高潮”所激奋，扔下书革命去了？不知道。 总之，一本排完版的书，应该说，一本排完版的好书，隔了二十一年，才从印刷厂出来，怎么说也肯定有点什么故事在后头。假如其中的知情者，给我们来一篇写实的话，相信那就是一段重要的出版界历史了。 在书上找不到印数。就是说，熬了二十一年才印出来的《九三年》不知道被印了多少本。然而，可以武断地说，即使它第一次印刷的数量不大，它也一定立即被速速投入重印，印了无数本。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本书是怎么买回来的。 那是1978年，大学在基本停顿和半停顿将近十年之后，刚刚恢复正常运行。在此十来年间，书店也处于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白的状态。说是没书吧，架子上红红火火满满登登的，足够热闹。细细一看，就有点泄气。那里是六分“毛著”，三分“马恩列斯”，一分“大批判材料”。最后两年添了几本新小说，可是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它们归入“文学”，最后还是尊为“小说式的大批判材料”较为妥帖。 大学招考的骤然恢复，也使校园显得景观殊异。固然有今天看来“正常”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些简直“额头高得撞着了天花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大家竟然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路径“正常”。因为十年来，曾经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都一届接着一届，顶着“知识青年”的荣光，别无选择地绕开紧闭的大学校门，直奔农村和工厂了。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里，熙熙攘攘的更多是那些“老”大学生。他们年龄各异，带着别人无可揣摩的各色心情和故事。今天回想起来，他们中间即使最“老”的，也还是在“青年”的年龄段里，可看着就是“老”，说不清道不明的模样。难得有几个想挣脱自己无端的“早衰”，想去抓住“青春尾巴”的，最终也多少显得勉勉强强。 这大小两批学生的混杂，也是心情的碰撞。使得“小”的在对比之下更清楚自己的优势：今天看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将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老”的往往就相对糊涂，把自己以奇奇怪怪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分量，掂得太重——两头的实际心情和前景展望，我却是在一个电话亭里悟到的。 当时不仅学生的宿合食堂简陋破败，通讯条件也处于近代水平。学生们要打个电话，必须长途跋涉地穿过校园，跑出校门，到马路对面的公共电话亭。好在学生们的通讯意识也同步处于近代水平，绝不会“轻言电话”，否则电话亭非炸窝不可。 那天，我在等着打电话。大家都习惯了，小小的屋子里没有隐私。一个戴着眼镜满脸愁苦的“老”大学生，正在和家里通话。他紧紧抓着耳机子不放，先是焦虑干枯的嗓音：“还发烧吗？有几度？看医生了没有？吊盐水了没有？”然后，一个小小的停顿，声音在突然之间添进了水分，化得柔和：“你要乖啊，要听妈妈的话。爸爸要考试，星期六才能回来。”絮语绵绵之后，他不舍地松开手。摇晃的耳机还没有在电话机座上站稳，已经被操在一个久已不耐烦的“小”大学生手里了，他娴熟而干脆利落地拨了六个号码，又中气十足地只吐出六个字：“老辰光，老地方”，就咔的一声挂了机。我愣在这个反差里，差点忘了自己来这里是要干吗。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评论0